第二十二期

                          2015年11月4日

“四个全面”包括哪些内容

2014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首次提出的“四个全面”，是其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复兴伟业的战略路线图。“四个全面”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有着很强的学理支持和经验支撑。理解“四个全面”，是读懂中国故事，读懂中国复兴的重要窗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代国家转型的必要前提

由习近平担任起草组组长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时间表，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国古籍上就有“小康”的说法，古代思想家孟子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今天，中国执政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中国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考量。

“小康社会”，有学者认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特色的“中产社会”。在国际上，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共识。无论是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还是政治学家李普赛特，都强调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社会民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中产阶层最讲究“理性”，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无论英美等西方国家，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是中产社会，这种社会呈现出更加稳定的形态。从社会结构上说，与其说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稳定源于民主，不如说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反观中东和南亚、拉美的一些国家，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不仅社会不稳、经济不稳，还会出现政治危机和政治失序状态。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首先是一个中产社会。有中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优质社会，没有中产的民主往往是坏民主、劣质社会。

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首先是一个“小康”之国，即中产之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使中产阶层普遍化，成为社会阶层的主流。

比较政治学研究表明，中产阶层是最维护现行体制的因素和力量，是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润滑剂。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中产阶层与民主政治相关联。但是，如果西方寄望中国出现挑战中共执政权威和导向西式民主的中产阶层，则会贻笑大方。《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作者巴林顿·摩尔依据大量历史事实，严重质疑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通道和最终归宿，认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建立中国的中产社会，只会支撑中国执政党的正当性，提升中国复兴的进程，而不是其他。

“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分利集团的有力武器

在中共党史上，十一大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均被赋予了改革色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议，正是在向外界宣示，习近平引领下的中国将是一个空前改革的时代，一个负起历史担当的时代。中共的成功、中国道路的成功，最大的密钥便是保持改革的常态。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对国家衰落的原因作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一般性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他认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这种特殊的利益组织或集团，不仅降低经济效率，而且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更为严重的是，分利集团一旦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排他性组织，尽力限制或分散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和价值。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系统里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团，寻租腐败、贫富分化、缺乏正义都与此相关。然而，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阻止分利集团的蚕食，必须打破体制机制的羁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需要指出的是，分利集团在很多个国家都是存在的，包括英美等发达国家。破除利益集团需要一场革命，然而这样的革命在西方是举步维艰的。西方政党政治内耗严重，日益沦为“否决政治”，并且政党竞争严重依赖分利集团，公共政策被挟持现象严重。中国的全面深改，却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揽子改革举措，在世界改革史上都是罕见的。中国执政党内部相继成立多个工作小组，并由高层领导人担任组长，便是保持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使公共决策既不受分利集团的影响，也不为非理性选民所左右。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里提出，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其实纵容了选民的胡闹，导致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可见，中共党内成立多个议事协调小组的做法是多么的睿智。此举可以保持中央决策的相对自主性，不受利益集团和非理性选民的干扰。

改革必然触及利益，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无疑，来自人民的力量，来自实现中国复兴的力量。突破既得利益，让改革落地，需要有决心、有担当。无论是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还是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利益再分配，都显出中国执政党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坚定决心，以及最高领导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个人担当。

“全面依法治国”：良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法治和人治问题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提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负责制。而且，三者之间有着严格的时间顺序。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国家的良政善治无不依赖于法治。例如同样深受儒家影响的新加坡，国家治理的最大特征便是推崇法治精神。反观之，那些忽视法治、法治松弛的国家或地区，却常常与国乱民怨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渐进顺序上走着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曾经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是创造韦伯式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然而，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现代法治进程也是充满坎坷。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现执政党长期执政，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法治。

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主题，渗透着习近平等领导人对国家治理的深入思考。亲身经历了“文革”劫难的习近平等领导人，深知如果国家没有法治，人人都无安全感。

当今中国问题的最大症结便是法治权威不足。群体性事件、信访不信法、“塔西佗陷阱”等无不是由于法律权威不足所致。要想解决中国“成长中的烦恼”，依靠法治权威无疑是最现代、最文明、最有效的手段。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法治改革举措，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调整的“硬骨头”。法治领域的改革与政治改革密切相连，改革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特别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气。然而，法治改革关涉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关涉良治社会能否顺利实现，关涉中国复兴能否到来，意义非凡，必须下死决心。

“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复兴的政党力量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去年10月在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讲话时正式提出的。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曾专门安排了党建内容，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党内潜规则盛行，政治生态受到污染，从政环境不够纯洁，根源在于没有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在习近平的认知里，中国要出问题主要出在中共党内，苏联亡党的最大教训便是治党不力。只要把这个党管好、治好，中国的现代化就有了强有力的政党力量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大有希望。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处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是合适的，是符合国家演进一般规律的。这与福山认为良好秩序的首要条件便是强国家是一致的。因此，只要坚持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有序稳定的，就是可以实现的。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除了中国共产党无任何其他政党能够担当。一个管理严格、制度执行力强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复兴的重要保证。如果党内不纯洁，缺乏正气，被团团伙伙、利益集团充斥，制度和规矩成为软约束，是不可能引领国家走向复兴的。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多次强调“三严三实”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建是最大政绩”的重要原因。

当前，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在理想信念、廉洁从政、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着问题。这说明，全面从严治党是非常必要的、非常紧迫的。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如果没有政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说，能否从严治党，关系到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系到能否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关系到能否使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可以说，“四个全面”是一份庄严的政治承诺，背后隐藏着深层的中国复兴逻辑。相比西方政党政治的空头支票，中共的政治承诺给人印象深刻，是执政治理的一大基石。中共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党、最大的执政党，有着一份强烈的历史担当，那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下的国家，如果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那么，世人的制度偏见、政党非议当可休矣。

“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如大鹏之两翼、战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这个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一：总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就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关键词二：姊妹篇】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闸门，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高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旗帜，两次全会、两大主题、两份决定，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战略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是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蓝图的姊妹篇。

【关键词三：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均进行了专门论述，不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对从严治党提出了新要求，也都以党的领导作为实现目标的根本保证。

以“中国梦”开篇，从作风建设和重拳反腐突破，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统领，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两翼，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证，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治国理政着力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放眼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并付诸实践……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两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不断清晰，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解读四个全面内容是什么

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江苏调研。这是13日下午，习近平在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永茂圩自然村调研时同村民亲切握手交谈。

社评：从民间的角度看“四个全面”

习近平时代要完成什么任务，“四个全面”给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国际上都能明确读懂的回答。

“四个全面”最早由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近日受到官方媒体的隆重解读。它的内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有意思的是，“四个全面”的提法不是一次成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早提出于十八大报告，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全面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核心要义，全面从严治党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结升华。最后一条也是习近平对治国理政的最新总结和补充。

此外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曾反复出现在十八大之前的官方文件里，但把它们都贯以“全面”二字，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它既是继往开来，又是战略性飞跃。中国的事情既难在开头，更难在善始善终，全面推进到底。过去我们说“进一步”“大力推进”，但一说“全面”，就成了不留死角和退路的庄严承诺。

“四个全面”是重大理论突破，属于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但它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推导出来的，它有着十分庞大、深厚的实践根基。没有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上的推进，没有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铺垫，大概就不会有“四个全面”的面世。正因如此，中国普通人也能比较顺利地搞懂“四个全面”与中国现实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后三个全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举措。这强化了全党全国人民一段时间以来对小康社会的新认识。以往人们对小康的理解主要是经济物质上的，而现在人们同时渴求公平、法治和廉洁等等。习总书记的“四个全面”肯定了小康社会新的定位，给执政党压了更多担子。

让全社会都能搞懂，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支持，这样的治国大纲最有生命力。“四个全面”既深邃、严整，又十分朴实，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论述治国理政的一贯风格。

我们还注意到，“四个全面”从总目标开始，越往后越具体，越触及难点的核心。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轰轰烈烈，它是从严治党的关键步骤和突破口。把执政党管严管好了，推进依法治国就有了全新局面，改革也就可以避免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

“四个全面”的推进、落实有着很高可信度，因为党中央当下就在这么干，全国人民眼看着国家在朝这个方向前进。这可不是一时的政治口号，它们是全体中国人都感同身受的历程和潮流。今天在很多贪腐官员落马之后谈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与几年前这样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四个全面”是对中国当下发展阶段及未来一段时期改革方略的本质认识，很多人在第一时间认为它是习近平的标志性理论，如同以前的重大理论创新一样可能在未来载入党章。党的宣传机构并未做类似的暗示，民间却已有强烈的预期。这显示了“四个全面”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高度契合，以及它的深得民心。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逐渐理出了脉络，形成了体系，现在又有了高度总结。中国既大兴改革，又牢牢把握着确定性。此乃国之幸，人民之幸。